“世界小商品之都”开市：客流超预期，有店铺散货被抢空******
“今年开年气势不一样，就是春天来了的感觉。”
2月2日下午，义乌鉴鉴织带有限公司负责人龚红英拿着一叠厚厚的订货单告诉第一财经，开市当天，店里发货量较去年同期至少翻番。原本给每家店配齐的员工忙不过来，她也亲自下场帮着对货、发货。
2月2日，“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式迎来兔年开市日。和去年的光景不同，今年这个“乙类乙管”后的首个市场开市日，不仅客流量明显增多，而且商城内大部分店铺都如期开门，早早忙碌了起来。
当天一早就出现的交通拥堵，成为义乌商户们“幸福的烦恼”。除了所剩无几的停车位，堆积在商场门外打包完毕的物流纸箱，也成为久违的风景。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世界小商品之都”，正在肉眼可见地恢复活力。
市场活起来了
热闹、忙碌，是开市首日多数义乌商户的共同感受。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变化也为他们增加了信心。
“今年开市比前两年的人气都要旺，整体市场肯定会比疫情期间要好，这是绝对的。”以内销为主的义乌永银银豪负责人徐小宝对第一财经表示，开市当天就有老客户下了20多个订单，而在疫情期间，开市首日的订单不过个位数，相当于翻了数倍，“很少有客户像今年这样着急来补货，市场就是这样，开放了就会活起来”。
“今天看起来是很热闹，有些店铺的散货说是都被抢空了。”义乌恒鑫玩具负责人张智敏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手上订单比较充足，“工人一回来就有活干，我们招工也会更大胆一些”。她预计今年的订单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徐小宝说，有些店铺部分品类的库存不一定充足，也没料到今天的流量会这么大，所以的确可能卖空。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备货充足，并没有出现卖断货的情况。但按照当前的势头，今年的整体业绩增长20%左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由于不少客户在开市前几天就催着发货，徐小宝从正月初八就开始发货，龚红英他们更是从初七就忙碌地扎进了仓库。
在疫情期间业绩基本持平的龚红英说，今年实现增长是肯定的，预计能恢复到疫情前几年约在20%的增幅。
“好几个客户已经在办签证准备进来了。”浙江义乌市伊凌诺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明告诉第一财经，最近几天已经有20多个客户在询盘，也已有多个客户下了订单了，询盘量和下单量都要超过去年。根据初步预计，2023年的增长率可以达到36%左右。
在今年的市场开拓上，刘军明表示，他们将多管齐下，一方面约一拨客户进来，一方面自己也主动出国拜访客户，并继续鼓励当地的代理商参加国际展会。
张智敏也表示，春节期间，已经有不少老外客户在问候中明确表示，他们很快就要来中国。
事实上，不少常驻在义乌或者在2022年乘坐义乌政府商务包机从国外飞来义乌的外商，已在开市首日抢先开启了大采购。
数据显示，目前义乌常驻外商数量达1万余人，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作为去年义乌包机团接来的外国客商，印度商人迪帕克已经与老供应商敲定了一笔200万元的船袜订单，这也成为了双方兔年的“开张生意”。
今年1月20日回到义乌的印度商人RAJA，做的第一件事则是市场调研。在他看来，新一年的市场前景乐观，这促使他决定增设一家新公司，并计划今年采购超过400个柜的义乌制造。
开启了今年全国首架外商包机的义乌外贸，在疫情下展现出了韧性。官方数据显示，在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2022年全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788亿元，较上年增长22.7%；其中出口4316.4亿元，同比增长18%；进口471.6亿元，同比增长93.5%，增速分别高于全省9.6、4.0和82.8个百分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占全省份额分别为10.2%、12.6%和3.8%，较上年分别提升0.8、0.5和1.6个百分点。
供应链发力
在刘军明看来，要想吸引客户就必须在供应端持续发力，“主要练内功，让产品朝专精特新的方向转型，服务也更加系统化”。
疫情期间，刘军明和团队针对材料创新的持续投入有望在今年迎来更多回报。这种看起来并不“高效”的创新，为他们降低了原本以铜为主的成本，守住利润的同时也用更具竞争力的新品吸引了更多客户。
对龚红英来说，新年开发新品的频率将会更高，“去年一周出一两款新品，今年四五款肯定要的”。在2日的开市首日，一次性推出十几款新品的他们也迎来了超预期的客流。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为了守住业绩，他们也并没有停止新品开发，“如果不开发新品，生意只会更差”。受俄乌冲突影响，俄罗斯方面的订单腰斩近半的他们，通过内销的增长弥补了空缺。坚持亲自守在店铺的龚红英认为，老板娘必须来到市场才能真正接地气，在各类客户身上第一时间看到市场趋势，获得一手信息。
当然，与市场接地气的同时，在渠道上则需要与时俱进，“在市场上等客户上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抖音，不管是短视频还是直播，内销与外贸两条腿走路的龚红英他们也在主动尝试、积极布局。
张智敏说，2022年海运费回稳，这让深受海运费暴涨影响的玩具出口有所好转，而坚持开发新产品，成了他们稳住订单的关键。今年，他们将继续加大新品的研发力度，“今年新开的模具已经有好几套了，会推出一系列的新品”。
徐小宝认为，客户拿货的欲望大，供应端开发新品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更强。
随着义乌市场节后重启，工厂、电商、物流等相关业态正在全面复苏，不过整体市场和供应链要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还需要时间。
对企业而言，向好回暖的趋势是确定的，但大趋势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复苏的程度到底如何也是未知数。
徐小宝提出，与在疫情期间主要通过和主播合作的方式来销售不同，今年直播带货的模式有望趋于稳定，线下消费将会加快恢复。受疫情冲击不得不关闭或转行的实体商场，重新开启还需要一些时间，跟着市场复苏的供应端，要加大投入并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也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和滞后期。
他认为，今年的生意要想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规模，恐怕还是难的。不过，开市的热闹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也让他们对今年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期待。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